——蒋子龙先生曾经评价他是天津有性格的“诗酒文人”
父亲，曾经是个遥远的符号
其实，我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在我11岁前，父亲还是一个远方的符号。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他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后，先被分配到天津群艺馆，干了几年后，就被调到塘沽，直到去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文化口。从文化宫到文化馆，从文工团到文联，一直从事群文工作。
父亲和他的书法年的大年初一，我跟母亲、妹妹一起从张家口的山村老家来到塘沽找父亲。来的目的，主要是给母亲治病，母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那段时期已经很严重了，几乎天天犯心绞痛。
那两年来，父亲东奔西跑，四处托人，好不容易把妈妈、我、姐姐、妹妹四个人的户口办到了塘沽。遗憾的是，因为超龄，把哥哥一个人留在了老家。
父亲与哥哥的合影母亲没有福气，户口刚办完没有一个月，就在一天下午突然中风偏瘫，没多久就走了，过世时年仅46岁。跟前面写的《“不要脸”的活下去》的主人公孟祺爱人一个岁数。而我那时的年龄也恰恰跟孟祺的儿子年龄一样。
母亲死后的几年，记忆中的父亲烟抽得厉害，每天写作到很晚。他的小屋里，总是烟雾缭绕，散发着一股混合着劣质烟草和陈旧书报的味道。
可能是生活压力大，虽然在外面跟人高声大气，笑声朗朗，但回到家很少跟我们交流，他脸黑，严肃起来看着很凶，每天家里的氛围很压抑。说实话，那时候，我真有点怕他。虽然我很少让他操过心。
后来毕业进厂、结婚生子，父亲也管得很少，跟他待的最长的一段时间是他生命最后一段日子。父亲是年10月24日得肺癌走的，从发现就被医生判定是肺癌晚期，没有了手术价值。
跟大多数家庭一样，刚开始没有告诉他，而是尽我们儿女所能先帮他了却一些心愿，父亲一辈子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过上千篇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但从没有出版作品集，不是没有机会，有很多出版社找过他，但一听说还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他就一概拒绝。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帮他整理作品，好在那时我正负责编辑《凤凰周刊·新滨海》杂志，跟出品人张明先生说明情况，得到他的支持，动用了编辑部资源，在公司同仁的帮助下，很快就给他出版了一本《读山品海》的作品集，也算了却了他的一个心愿。在最后那段日子，医院看他，他就签上名送给人家一本，留做纪念。
再有，就是跟兄弟姐妹商量，回老家选择一块墓地。父亲从少年离家，到晚年在外边漂泊近60年，母亲死后，他把骨灰盒从殡仪馆取出，就放在自己的屋里保管，一直没有入土，这次一起合葬，也算叶落归根了。
把这些工作都做完后，由我出面，跟他说了他的真实病况，他听后，只沉默了一下，就连说：好好，这下我就放心了。没有看出他的恐惧，反而有一种释怀的感觉。
又过了几天，看他情况好些，我就开车带他回到老家，住了两天，他说要看看墓地。
在墓碑前，看到我把他年轻时发表在《星星》诗刊写给母亲的一首诗镌刻在了石碑上，他非常满意，认为很有创意。
父亲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在埃及，我梦见了父亲
父亲过世后，生活回归了平静。可能看我了结了他老人家的一些夙愿的功劳，很多年来，父亲很少出现在我的梦里。
年，父亲过世后的第七年，我以策划人和项目前期负责人的身份，到埃及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筹建儿童乐园时，却第一次梦见了父亲。
那些日子，从国内进口的游乐设备陆续到了现场，我每天需要负责协调埃及工人与国内技术人员的对接施工，由于语言不通，三方沟通非常困难，每天大多靠手语来交流。工期紧，进度慢，加上着急上火，血压极不稳定，天天头晕目胀。
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过世很久的父亲，画面很清晰。父亲很瘦，像他过世前的样子，而场景是在过去上中学我家居住的老楼房里。
梦里他说，在旁边的楼栋里，他还留有一套房子，让我跟他去看看。
到了那间房子，里面像是租住着一个人，屋里非常破败暗淡，仿佛感觉那个住着的人应该就是父亲。他说，马上给我腾房，让我给他匀点时间。
后来，突然醒了，心里一阵迷茫，抓起床边的手机，看下时间，是埃及的凌晨3点多钟。窗外，是漆黑的夜，很安静，偶尔有一两声狗的叫声隐隐传来。
这个梦到底暗示什么？是父亲真有一套房子没有告诉过我们，还是藏有其他秘密。等过了很长时间，干完所有的工作从埃及回国后，才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原来父亲想借梦告诉我，不要在异国太辛苦，爸爸还有一套房给你做积蓄那！虽然只是一个梦，但是父亲在梦中的那个音容身影，狠狠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记忆犹新。
后来，记得是在当年的七月十五中元节，给父亲烧纸时，我边用木棍子翻挑着燃着的冥纸，一边念叨：爸爸，您放心吧，儿子已经平安回来了。
前面说过，我对父亲的记忆远没有他的老朋友们清晰，下面这篇文章是他在塘沽文联老同事、也是交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唐云富先生的回忆文章。可能更能还原父亲的性格原貌。
身后何劳更立碑
文/唐云富
高近远走了，他去了另一个国度。不知他带上酒没有?当他的儿子高柳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我便很悲伤地这样想。我不想送他花圈，想送他一瓶美酒。于是我就打开我的酒橱，寻思着送他茅台还是五粮液?
（父亲与塘沽文联老同事唐云富（左一）、邓琼（中）在一起）
老高生病是邓琼跟我说的，那是我第三次心血管介入手术后几天。邓琼说他瘦得厉害，我就想象不出他瘦了的模样。阿乐打电话告诉我，说高近远瘦得变了形。还有朋友告诉我说高近远病了，依旧很乐观。大家都很关心他，但是大家都赞叹高近远的坚强，说他都得了这种病了心态仍旧是那么好，所以相信他一定能够战胜病魔的。
9月30日的那天，我从医院。正在闭目养神的高近远睁开眼睛看见我乐了，说他总是发烧。我好像在哪本医学杂志上看见过，人发烧是人身体的免疫功能在同病毒做斗争，是白血球向病灶发起进攻。老高又对我说他的食欲很好，他夫人（注：我的继母，年12月去世，她走时我和儿子也在身边为她送终）立刻补充说比她吃的多。我说这场战役后勤供给跟得上，对取得战争的胜利有了保证。的确，当时我确实就这么想，他的信心反倒鼓舞了我。他照旧抽他的烟卷，说儿子们在家乡给他买了块墓地，还拿出陵园的照片让我看，飞翠叠绿的像个花园。老高一边悠然地吐着烟圈一边说过两天高柳开车拉他回家乡看看，还看看他的墓地。就像说别人的事情那么轻松。所以我相医院，仍然像以往那样来找我喝酒。
办橱窗文艺，吸引来了蒋子龙
我认识高近远是在“文化大革命”前。高近远“文革”前在塘沽就很有名气。当我从《人民日报》上读了他在副刊上发表的散文《桥》时，不禁被他优美的文笔吸引住了，连着读了两遍，被他的朴实无华的语言折服了。他的散文像美酒样令我陶醉。那时他在塘沽文化馆工作，抓塘沽的业余文学创作活动。文化馆掏不出经费来办塘沽的文学刊物，他就办起了橱窗《渤海文艺》，就在文化馆楼外院墙的玻璃橱里。虽说是墙报形式，作品的水平却很高，把在塘沽当海军的子龙都吸引来了，蒋子龙每到假日就来看《渤海文艺》。这窗上的文章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所以塘沽在报刊上发表过作品的人都不敢小瞧，一有时间就兴致勃勃地来阅读这带有海滨港口城市特色的“文学杂志”。那时我在盐场晒盐，业余时间也学习写作。歇礼拜天的时候就跑来看，对我的文学创作受益匪浅。一位文友说他认识主编《渤海文艺》的高近远，拉我去拜访了他。他戴一副黑框近视镜，透过镜片的眼睛却炯炯有神。穿一件当时被称为毛蓝色的中式服装，一派风度翩翩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些不喜欢他，尽管他送我们出文化馆时一再嘱附我有时间来找他聊，我却再也没去找过他。
（父亲（中）与蒋子龙（右一）唐云富（右二）、在一起）
高近远替我说话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同他的偶遇。医院看病的时候，高近远也正在等着取药。他一眼看见了我，就笑着走过来伸着手:“唐云富，你们盐场找我来外调，査你和方纪的问题。”我说:“你不可能知道啊!”他说:“我告诉他们我知道，唐云富和方纪够不着，外调的人还挺横，我就把狗儿们给撅走了。
”我听了心里觉得挺解气。这两年窝囊透了，有人变着法要整我，据说文教口还展示过一张图，上面从周扬到天津的万张然后是方纪，上面有我的名字。和方纪的名字之间画着箭头还有括弧标注着:单线联系。我就明白了这整人是凭想象，如写小说。高近远能替我说话，不能不令我肃然起敬。那个年头随便往一个人的头上泼脏水十分容易，说句公道话，难!高近远毫不顾及，在外调人员面前他竟敢替我说话。于是我觉得这仁兄是像人们说得那样可爱。
他身上有一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他依旧穿着毛蓝色的中式服装，带着黑框眼镜，如果不是三根手指头捏着纸卷的旱烟叶子，依旧是个典型的旧时文人的形象。我这才明白当初为什么有些不喜欢他，原来不喜欢的是他身上知识分子的一股傲气。可能是我在盐场待久了。盐场的人生活都很简朴，特别是分场的干部更是不忘本色，很少有人穿新衣服，不少人都穿带补丁的衣服，有女同志穿得好些，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严重。我的裤子根本不破，也逼着母亲在膝盖上补两个很大的补丁。虽然从心里觉得这样做很假，时间长了我的脑袋里也打上了左的烙印，因此便看不惯知识分子味很足的高近远。眼下他抽着农民们的纸喇叭烟，那傲气却反而更浓了。知识分子都被打到最底层成了“臭老九”，身上仍旧有着这傲气是难能可贵的。于是我们两人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
有酒命就不值钱了
拿完药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了，他说你在盐场工作回去赶不上饭了，就跟我到文化馆去吃吧，咱们谁的工资高就谁请客。我说出了我的工资数目，他笑道比我低些。其实他并不能喝酒，二两不到他说话就没尺寸了，打不过弯的舌头噜噜着令我吃惊的话，他说老弟，中国的文艺界都被搞乱了。我赶紧往他嘴里塞块牛肉，老兄你不要命了?他说有酒命就不值钱了，我说老兄还是留着你的这条命喝酒吧。酒是检验人是否真诚的最好的测试液，所谓酒后吐真言是也。我便觉得这老兄可交，从此我们俩成了朋友，也成了酒友，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大家都叫他高老二
高近远活得真实，也十分乐观。开朗的天性好像任何的烦恼和愁苦都与他无关。其实他的生活负担很重，那时他的工资才48元，妻儿老小都在农村家乡，每月领了工资寄给家里，剩下的也就很可怜了。所以他就抽旱烟叶子。我第一回见他穿的毛蓝疙瘩绊儿的中式服装，就是他妻子做的，几年后遇到他仍是那件。可能这衣服穿在别人身上显得土气寒酸，但他的优雅气质加上留着高平头，戴着眼镜，反而显出文人的风度了。第一次在文化馆见他时，我觉得他手握烟斗是有意的将自己往闻一多和鲁迅的形象打扮，看来我是错怪他了，因为他的人缘极好，文化馆的人都能和他开玩笑。大家叫他高老二，因为工人为老大哥，城里人就将农村人当成二哥了，其实喊农村人老二，是蔑视，然而文化馆的人们称他为老二却没有一点小瞧他的意思，而在文化馆里只有他看起来更像个文人。实际上他就是文人。不断地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还时不时有歌词发表在塘沽的报刊，不是文人又是什么?
塘沽的文学爱好者们和他交往的时间长了以为他在家里排行老二，也就亲热的称他为二哥。高近远更不计较。穿着开档裤的小孩子喊他高老二他也答应。高老二已经是塘沽文化界对他的呢称了。
他的办公室成了文艺爱好者的乐园
在他身边团结着塘沽一大批文艺爱好者，他的办公室兼宿舍的小屋人来人往，谈创作改作品，他的小屋成了文学沙龙，“文革”中他住在工人文化宮一楼阅览室犄角一间更小的屋子，只能放一张床铺和一张小办公桌，连椅子都放不下，然而这里却是那些对文学爱好执迷不悟的塘沽业余作者们的乐园，那时塘沽图书馆也搬进工人文化宫了，他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关系很好，他甚至能给我们借出当时的禁书。黑格尔、费尔巴哈、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都是他给我整出来的，只是他一再叮嘱我千万别外传，不但他倒霉还害了图书馆的人。《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罪与罚》…莫泊桑、海明威、卢梭、德莱赛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都是从他的小窝悄悄地取走，那个时期是我读书最多的日子。尽管全国正在如火如茶地开展着“文化大革命”，他的小屋却成为了业余作者们的世外桃源。
“吱地一口酒，吧地一个豆，嘣地一个屁”
那时我在向阳化工厂当工人，受到诬陷，一些熟人怕受牵连就躲着我，有的文友胆小却又不忍心同我划清界限，在街上相遇就拉我到偏僻的地方去说话，高近远却不管不顾，照旧和我来往，照旧和我喝酒。那时我家也不富裕，妻子见别人躲着我，而他却隔三差五地来我家串门，就对他很热情。实在没有下酒的菜了，就用油炸黄豆，待黄豆冒出香味来就烹上一些酱油，吃起来很脆很香。
我的双胞胎儿子很欢迎他，他一来就缠着他讲故事。他一边喝着酒一边逗他们:吱地一口酒，吧地一个豆，嘣地一个屁。两个儿子就学着他的话跑到屋外去喊着。
儿子们十分淘气还经常惹祸，有一回我和高近远正喝着酒，有人来喊我说儿子将一个小孩的脑袋打破了，妻子医院，虽然只是碰破一小块皮，可是人家不依不饶。我就买了水果去孩子的家里慰问道歉，高近远就同我一起去，进了屋也跟着我点头哈腰地说上一大通好话，孩子的家长见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高近远爱喝酒在塘沽文艺界是出了名的，他的豁达爽朗，他的幽默谈吐，使得同事和朋友们都乐意请他去家里喝酒叙谈，他有酒就行，对下酒菜不讲究，有个拌白菜心儿就满足了。朋友们都觉得和高近远喝酒是一种享受，有一段时间看不见他就想。
高近远为塘沽文联做的那些事
高近远退休后大多时间都住在市内，弄得一些老朋友就对他不满，一问究竟原来是他好几年没去朋友家喝酒了。我在塘沽文化馆抓全区的业余文学创作时，高近远是塘沽文工团的编导。年恢复塘沽文联后，我又兼做文联的工作，因为文联当时没编制没经费，塘沽文联设在文化馆。文化馆创作组的人就是文联的工作人员，对内是一套人马，对外是两块牌子。
我征求高近远的意见，还想回来搞群文不?令我没想到的是他放着专业的创作不干却真的来文化馆跟着我搞业余文联。可见他对塘沽的业余文艺爱好者们的感情何等地深!
有一段时间，文联又放在文化站(那时文化局叫文化站)，和创评科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文联是文艺团体而文化局是政府职能部门，因此开展工作并不顺畅。
广大的会员不断地呼吁建立正式文联。可是区委又拿不出编制，建制须由市委批准。兼任文联主席的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崔鸿儒带着我们去市里找已经调任市委财贸部长的刘亚同志，刘亚同志还兼塘沽的区委书记，取得了刘亚同志的支持。然后就给市委写报告，报告送上去后，高近远就跟着我一次次地跑到市委宣传部，跑市编委，有时为了等人我们常常饿一天肚子。
有时我失去耐心，高近远说:“咱们堵在他的山门就不信他不回庙来。”有一回好不容易等来了某部门的一位办公室主任，他居然闭着眼睛打起盹儿来了。我不禁勃然大怒，对他喝道:“你睁开眼睛听着!我们从塘沽来向你反映情况，你竟然这样官僚!”那位主任正吃惊地看着我，一位老领导走进办公室来了。老领导见状赶紧安慰我们，这事一定抓紧研究。事后我们到作家协会。担任作协秘书长的马丁批评我们不尊重老同志，高近远说这样的老同志叫我们如何尊重?
父亲与朋友们在一起跑文联碰钉子不算什么，令人头疼的是塘沽区有个人说三道四，比如我们费了很大劲取得了市编委有关工作人员的理解，向塘沽了解情况，塘沽的个别领导便说我们目无区领导。跑市委是得到刘亚同志同意了的，怎么说我们绕过区委这一级呢?我说算啦吧，咱们不跑了。高近远说再坚持坚持，咱们也不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我才又鼓起决心。后来区委换届，塘沽文联的境遇一下子就好了起来，文联在文化馆活动室召开迎春茶话会，区委书记穆青同志和宣传部长刘耀亮赶来出席，穆青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耀亮同志朗诵了他创作的诗歌，塘沽区业余文艺工作者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高近远在我耳边兴奋地说:“咱们塘沽文联有奔头了。”区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如此支持文联，对建立正式文联抱有反对态度的人就不再开口了，市委考虑塘沽的特殊情况，批准了塘沽文联的建制，编制经费都得到了落实。
高近远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在天津很有影响，他的剧本创作同样也很有影响，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他创作的京剧《渤海渔歌》参加了华北地区的汇演获奖，至今天津的老同志仍然记忆犹新。他是个群文工作的多面手，写得一手好歌词，还能操琴给人伴奏。因为他太热爱他的本职工作了，牺牲了自己的创作。可他对自己牺牲和付出却心甘情愿，他退休时只是个科级待遇，工资自然受到影响，我有时想，如果我当初不动员他来文联，以他的才气和业绩评个正高级职称是毫无问题的。塘沽文联几位同志参加群文系列职称的资格评定时，当评到高近远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刘梓玉是评委会的主任，就为高近远补充好几条重要的业绩。高近远为塘沽的文艺工作呕心沥血，塘沽的每一名文艺工作者心里是铭记着的。高近远走了，二哥离开了我们。我失去了ー个朋友，也少了一个酒友。为朋友我应该写一副挽联:
生平德义人间颂，身后何劳更立碑。
为酒友，我应在他的灵前举杯相邀:床头摆琼浆，梦里与君醉。